導 言
《文選》，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纂，參編者多爵太子東宮文學侍從故又稱（昭明文選》。晉代摯虞曾編纂《文章流別集》，為總集之祖。此後至南朝前期晰§總集問世，然皆不傳。《文選》為現存的第一部文學總集。建安中，曹丕為《典論 論文》，以名從於實的思想為基礎，高唱“文以氣為主”，認為文章為“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”，與漢代經學思想相比較，開始了文學觀念的根本性轉變。西晉初，陸機作《文賦》，深探為文用心，細究文學創作中言意之關係，為晉至南朝的文學批評作出重要示範。晉宋之際出現文筆之分。齊梁之際更主張文體的新變，文學的性情搖蕩。而由建安到齊梁之際，各體賦、詩、文進一步成熟，作家雲起，作品眾多，別集日以滋廣，“略其蕪穢，集其清英，，（《文選序）），勢在必行。這些，構成了《文選》編纂的重要背景。
蕭統生於公元501年，次年（梁武帝天監元年）即立為太子。梁武帝為他選擇了王筠、劉孝綽、范雲、殷芸等著名學者兼文學家為東宮屬官。蕭統三歲受《孝經》、（論語》，五歲遍讀《五經》，悉能諷誦，旁及諸子百家，熟讀歷代文學作品，具有較濃厚的儒家思想，又受齊梁之際新變思想的影響。其以太子之身，加上較深厚的學術與文學修養，主持编纂《文選》，當為恰當人選。《文選》選錄從先秦到梁初的賦、詩、文等各體文學作品，有明確的編選宗旨。蕭統《文選序》有“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，，二語，學術界多以之為《文選》之編選宗旨，有一定道理，但並不全面。綜合學界諸家之說，加上自己的體會，我以為《文選）的編選宗旨當有四端：第一自然為“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”；第二，注重選擇-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，（蕭統《答湘東王求文集及<詩苑英華>書》）的作品；第三，迸意選擇有助於區分文體、反映文體流變的作品；第四，特別注意踵事增華的作品。
關於第四點，需要特別介紹蕭統的文學發展觀。
南朝學者論文學發展，有重通變和重新變二派。重通變者講究以儒家經典為範式，以聖人之言為準的，文學之變化，合之則肯定，背之則否定。《文心雕龍》的作者劉勰為重通變一派的代表。《文心雕龍．序志》云：“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。，，以此為準則，劉勰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，必須循着徵聖宗經的路數，即《通變》所言：“楚之騷文，矩式周人；漢之賦頌，影寫楚世；魏之篇制，顧慕漢風；晉之辭章，瞻望魏彩。”其論通變，實際為重通輕變。因此，《通變》對歷代文學的演變作出如下評價：“榷而論之，則黃唐淳而質，虞夏質而辯，商周麗而雅，楚漢侈而豔，魏晉淺而綺，宋初訛而新。從質及訛，彌近彌淡。何則？競今疏古，風末氣衰也。”重新變者肇端於晉葛洪。葛洪在《抱樸子．外篇．均世》中指出：“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則莫不雕飾，時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。，，他進一步論證說：“若舟車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結繩，諸後作而善於前事，其功業相次千萬者，不可復縷舉也。世人皆知之快於囊者，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？”這種今勝於古的思想，是齊梁時期新變派的理論基礎。沈約《報王筠書》：“古情拙目，每佇新奇。”《南史．張融傳》載融《誡子書》：“吾文體英變，變而屢奇。”蕭子顯《南齊書．文學傳論》：“習玩為理，事久則瀆，在乎文章，彌患凡舊。若無新變，不能代雄。”蕭綱《誡當陽公大心書》：“立身之道與文章異。立身先須謹重，文章且須放蕩。”此為新變派之文學主張。
蕭統自幼及長，身邊多為飽學儒士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。他在《文選序》中說：“若夫姬公之籍，孑[父之書，與日月俱懸，鬼神爭奥，孝敬之準式，人倫之師友。豈可重以芟夷，加之剪截。”其對儒家經典的推崇，可以具見。《文選》不選經書，不是經書不符合選文標準，而是由於不可剪截。在《文選》序類，首先選錄《毛詩序》、《尚書序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序》，正是尊崇儒家經典的體現。但是，蕭統在文學發展觀上．明顯受葛洪及齊梁新變思想的影響。《文選序》：“若夫椎輪為大轄之始，大轄寧有椎輪之質？增冰為積水所成，積水曾微增冰之凜？何哉？蓋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，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，随時變改，難可詳悉。，’劉勰認為文學發展是“彌近彌淡”，蕭統則認為是“踵事增華”、“變本加厲”，有葛洪今勝於古的色彩。結合《文選》的具體選文考察，說蕭統特別注意踵事增華的作品，應無問題。
《文選》所選作品，依時代分別為：先秦宋玉賦4篇，騷體12篇，卜商《毛詩序》（時代權依所署作者名）』篇，荊軻《歌》1篇，李斯《諫逐客書》1篇。漢代賦20餘
篇，詩33篇，散文30餘篇。三國赋5篇，詩82篇，散文30餘篇。兩晉赋：7篇，詩140餘篇，散文33篇。南朝宋至梁初賦7篇，詩150餘篇，散文64篇。上面的統計數字，反映兩個重要特點：第一，各代主要文體充分突出，如先秦以楚辭為主（《詩經》因不可剪截不選），漢以赋為主，三國以降以詩為主，南朝駢文亦得到高度重視。第二，魏晉南朝作品在入選總量上遠遠壓倒先秦兩漢。
具體分析入選作品，踵事增華之作得到充分重視。如赋雖盛於漢，卻選西晉潘岳的8篇赋；多選陸機的擬作和江淹的《雜體詩》；不選楊雄的《連珠》而選陸機的《演連珠五十首》，都是重視踵事增華之作的證明。
闕於《文選》的文體分類，通行本為37體。駱鴻凱《文選學》在“書，’體後加“移”體，即認為“書下，’最後的兩篇《移書讓太常博士》、《北山移文》，應單獨為移體。黄侃亦主此說。此為38體說。臺灣游志誠《論<文選>之難體》，依南宋陳八郎本五臣注《文選》，認為在“書”體、“移”體、“檄”體後，應單列“難”體，司馬相如《難蜀父老》一文屬之。傅剛亦主此說。此為39體說。
《文選》的具體分類，有明確的思理。
賦分為京都、郊祀、耕籍、畋獵、紀行、遊覽、宮殿、江海、物色、鳥獸、志、哀傷、論、音樂、情15類。《文心雕龍．詮賦》：“夫京殿、苑獵、述行、序志，並體國經野，尚廣大。”《文選》赋的分類，與其思理大體吻合，蓋反映當時目錄學之觀念。詩分為補亡、述德、勸勵、獻詩、公議、祖餞、詠史、百一、遊仙、招隱、反招隱、遊
覽、詠懷、哀傷、贈答、行旅、軍戎、郊廟、樂府、挽歌、雜歌、雜詩、雜擬23類，後附騷體、七體。補亡居首，為西晉束皙所補《詩經》小雅中有題無詩的六首，補《詩》之闕，自然列為第一類。赠答一類選詩72首，生動再現了魏晉南朝作詩赠答之風。詩後附騷體、七體，以其與詩關係密切，但又不可以尋常古詩視之。
依前面介紹的39體說，除了賦、詩、騷、七4體外，文分為35類：詔、冊、令、教、策秀才文5類為第一系列，是天子、王公向下發出的文書；表、上書、啟、彈事、賤、奏記6類為第二系列，是在下者對上呈遞的文書；書、移、檄、難、對問、設論、辭、序、頌、赞、符命、史論、史述贊、論、連珠、箴、銘17類為第三系列，乃社會生活中常用文體；誅、哀、碑文、墓誌、行狀、弔文、祭文7類為第四系列，乃哀悼逝者的文體。
蕭統於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（公元531）病逝，年僅31歲。蕭綱繼為太子，與庾肩吾、徐擒等為官體，上行下效，宮體詩盛於一時。以後侯景亂起，梁朝少有寧日。
陳初統治集團以軍功地主為主，不暇文事；陳後主時，宮體再盛。此種風氣與時局之下，《文選》必然遭到冷落。直到隋開皇年間，隋文帝君臣厲行文體變革，革除梁陳以來輕豔的文風，主張回歸到典雅的文學傳統中去。隋煬帝時試策置進士科，土人需要適中而典範的包括各種文體的參考書，《文選》逐漸為人們所關注。梁宗室後裔、國子博士蕭該撰《文選音義》，為當時所貴。《文選》之研究，自此肇端。
唐初，有許淹、公孫羅、李善等，從著名學者曹憲治《文選》。唐高宗時，江都（今揚州）人李善為崇賢館學士，表上所撰《文選注》，詔藏秘閣。後李善受牽連被流放，遇赦後以教授《文選》為業。諸生從四面八方至其門下，傳其業，號“文選學”。《文選》受到空前的重視，重要的文化背景是唐代科舉的以詩賦取士。作家往往注重從《文選》中獲益，偉大詩人杜甫即說過“精熟《文選》理”。從李善初上《文選注》到其去世，中間經歷了31年。李善不斷對其注釋進行修訂，使其漸臻完善，成為古代影響最大、流傳最廣的《文選》注本。李善因注釋份量較大，把《文選》由原來的30卷析為60卷，其主要特點是：通過對各種古籍的廣泛涉獵與深入研究，大體精當地為《文選》所選作品涉及的事典與語典作出注釋，在揭著事典、語典邁』‘
的同時注意體味詩文內在意蘊當然牽強附會處亦偶爾有之 力詆李t
唐玄宗開元六年（公元718），工部侍郎呂延祚上《進五臣集注文選表》善注之短，向皇帝兜售他組織編撰的《文選注》。該注的撰者為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呂向、李周翰，是為五臣注。五臣注的基本特點，為不重揭著事典語典，而重串釋詩文大意。五臣注本有一定特點，但五臣學識淺薄，又欲陵越前賢，遂使其注經常出現以下學術硬傷：以淺見陋識駁斥高明之見，穿鑿文義以附會政治，貶抑李善注卻往往暗襲李善注，訓釋通俗但多流於淺薄，字義訓釋多常識性錯誤，不明古義而臆改原文。呂延祚表進五臣注後，唐玄宗遣高力士宣口敕云：“朕近留心此書，比見注本，唯只引事，不說意義。略看數卷，卿此書甚好。”（《六臣注文選》1頁）由於政治上的原因，加上浮華者但求粗通《文選》，以便詩賦取士，五臣注一度風行，幾壓倒李善注。畢竟李善注遠勝五臣注，唐人李匡义《資暇集》、丘光庭《兼明書》，宋人蘇軾《書<文選>後》、洪邁《容齋隨笔》等，先後據實力揭五臣注之弊，肯定李善注的學術價值。不過，因為五臣注在疏通文義方面間有可取，宋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刻為一書，此即《六臣注文選》。
宋代《文選》更為士人所重，以至有‘‘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，，的俗諺。但是，宋代沒
有出現像李善注那樣精深的《文選》研究專著。值得注意的是：當時的學術筆記及詩話中，時有關於《文選》中作品的有價值的議論，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末王觀國的學術筆記《學林》。元初方回的《文選顏鮑謝詩評》，專評《文選》所選顏延之、鮑照、謝靈運、謝惠連、謝眺之詩，頗多獨見，特別值得注意。如在評顏延之詩時，提出“考時論世”與“考年論人”的原則；在評謝靈運詩時，指出謝之山水詩尾句往往“以獨赏為憾”。都可謂獨具隻眼。
明代《文選》研究成果不甚豐。清代受乾嘉風氣影響，《文選》研究大家雲集。晚清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後附《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．文選學家》，共列15人。其中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、胡紹焕《文選箋證》、朱臶《文選集釋》、孫志祖《文選考異》與《文選李注補正》等，皆為影響甚大的《文選》箋注本。程先甲《選雅》，仿《爾雅》十九篇之例，類聚李善所注語詞。汪師韓《文選理學權輿》，分類輯錄《文選》辨正及評論文字，初具“文選學”研究框架。何焯《義門讀書記》，以5卷文字專論《文選》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餘編下有《文選雜誌》，皆多精義。
現代《文選》研究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高步瀛的《文選李注義疏》。是書卷帙浩大，包羅版本眾多，充分利用清儒研究成果，校勘精審，多有撰者獨見，堪稱傳統注疏式研究的集大成者。可惜只完成了由《文選蕭統序》到楊雄《羽獵賦》的注疏，共8卷，但已達130餘萬字。20世紀30年代，武漢大學鉛印周貞亮《文選學》，中華書局出版駱鴻凱《文選學》，《安徽大學月刊》發表徐英《文選類例正失》，《學風》雜誌發表李慶富《文選解題及其讀法》，標誌著現代文選學的形成。當代《文選》研究的論著眾多，毋庸贅言。
《文選》選人先秦到梁普通元年（公元520）間130餘位作家的賦、詩、文，數達7㈨多篇，絕大多數是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。其中一部分作品由於天災人禍帶來圖書的毁損，僅賴《文選》得以保存。又由於蕭統選文貫徹了“踵事增華”等重要原則，使《文選》所選絕大多數為漢魏晉及南朝前期的佳作。欲瞭解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，《文選》當為最重要的讀本。故本文學經典精讀課程的漢魏晉南北朝一段，選《文選》為精讀經典。
由於教材字數的限制，只能選人《文選》中少數作品。選擇及編排的原則，既考慮方便學生管窺《文選》體例，又儘量選取最有代表性、文學造詣很高、文體特徵甚突吗的名作。一般學生熟讀此選本，可打下較好的古代文學基礎；學有餘力的學生
在此選本的基礎上，可進一步認真閱讀《文選》全書，做到真正熟悉這部重要的文學經典。而由熟悉一部進至熟悉數部文學經典，正是厚扎文學根基的關鍵。
本選本所據版本為中華書局1977绿影印清胡克家刻本李善注《文選》。凡選文皆注明原本卷數及文體類型。各篇文字後為簡要注釋、導語和復習思考，不作串講，以給教師授課和學生思考留下較大的空間。
選文後附拓展書目，包括：與該經典直接相關的重要書目，該經典所屬文學史階段的其他重要文學經典。每部書目後用幾句話說明其性質和重要性，以指導學生進行拓展性閱讀。
